人文关怀是一种崇尚和尊重人的生命、尊严、价值、情感、自由的精神，它与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生存状态、独立人格及其命运、幸福相联系，它追求“善”的终极价值；历史理性是人们对全面促进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进步力量的肯定评价，是认识活动的一种价值取向，它追求“真”的价值功能。就它们的关系来说，二者对于人的发展都是必需的，历史理性的强调能促进人和社会的发展，人文关怀的重视能使人和社会的发展更健全更丰富更和谐更健康。顾此失彼或顾彼失此都是不好的。就像童庆炳先生所说的，“历史理性存在着人文的维度，人文关怀存在着历史的维度”，是“真”与“善”两个价值取向的交会。
究其原因，作家的使命毕竟不同于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人们只能期待他们的人文精神同社会人生的某些本质的有意义的东西相联系，而不应该向他们提出诠释社会规律的非艺术要求。文学的价值在于对真善美的追求，真善美固然需要历史理性的支撑（它们不是没有社会历史内容的言语外壳），然而作家各有自己的艺术个性，历史理性又是个多侧面多层次的巨大的意蕴空间，在文学创造中，作家完全有权利根据自己的艺术个性让人文精神在特定的历史视点上展现。文学不是整齐划一的精神领域，更不应该成为某种廉价的时尚观念（打着理性旗号）的形象演绎。例如，同是关注人类命运的伟大艺术家，面对着资本主义制度登上历史舞台的现实，巴尔扎克深刻地揭示了封建贵族阶级在庸俗的充满铜臭的暴发户威逼下走向堕落和灭亡的必然过程，而将未来社会的希望和理想寄托在“共和主义者”身上；列夫·托尔斯泰则看重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给农民大众造成的深重苦难，他以不可遏制的愤怒，对俄国资产阶级政府、法庭等国家机器的虚伪、暴虐与无耻，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显然两人把历史理性的视点放到了不同的侧面，而且又各有自己的局限性（前者的社会理想属于乌托邦，后者对过去流露着落伍农民式的留恋）；然而他们的艺术描写中的情感评价，不仅蕴含着丰厚的人文关怀的价值意义，而且其体现的历史理性。恩格斯列宁就称赞他们一个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一个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因此，他们作品的价值是建立在人文与历史的交会上，而不是单一观念的宣传与演绎。
可以看出，作家的人文关怀是建立在对社会生活的规律性认识和描述中的，而其对人的生命、尊严、价值、生存状态及未来命运的深情关注，也是同历史理性血肉般地联系在一起的。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离，相得益彰。